近期，中国人民银行江西多地分行集中披露的行政处罚信息，揭开了江西农商银行系统的合规短板。江西江州农商银行、湖口农商银行、石城农商银行、会昌农商银行、吉安农商银行、全南农商银行、湾里农商银行、信丰农商银行、崇义农商银行、进贤农商银行等10家农商银行（以下简称 “江西10家农商行”）因多项违规行为被合计罚款超1161万元，相关责任人同步受罚。从金融统计失真到账户管理混乱，从反假货币疏漏到客户身份识别缺位，这10家机构的违规行为呈现出范围广、类型集中、风险叠加的特点，折射出地方农商行在合规管理与风险防控上的系统性漏洞。

共性违规：六大领域成 “重灾区”，反洗钱防线集体失守

梳理10家农商行的罚单可见，违规行为并非孤立存在，而是集中在六大核心领域，形成 “塌方式” 违规的典型特征。

金融统计与账户管理成 “高频雷区”。10家农商行中，9家涉及 “违反金融统计相关规定”，8家存在 “违反账户管理规定”。金融统计数据是宏观调控与风险研判的基础，其失真可能导致政策误判；账户管理漏洞则为非法资金流转提供了通道，如虚假开户、资金挪用等风险隐患。例如，江西进贤农商行同时违反金融统计与账户管理规定，叠加违反人民币流通管理规定，显示其基础业务流程的全面失控。

反假货币与征信管理 “双失守”。9家农商行违反反假货币业务管理规定，8家涉及违反征信管理规定。反假货币是银行维护货币流通秩序的法定职责，违规意味着假币可能流入市场，损害公众利益；征信管理违规（如信息采集不实、违规查询）则直接破坏社会信用体系，影响金融资源配置效率。江西全南农商行、信丰农商行等机构同时在这两大领域 “触线”，反映出对基础性金融职责的轻视。

反洗钱机制 “千疮百孔”。这是10家农商行最突出的共性问题：8家存在 “未按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”，5家涉及 “与身份不明的客户进行交易”。客户身份识别是反洗钱的第一道防线，而与身份不明客户交易更是直接违反反洗钱核心规则，可能为洗钱、恐怖融资等犯罪活动提供便利。江西吉安农商行、湾里农商行、进贤农商行等机构同时存在这两类违规，显示其反洗钱内控已近失效。

问题严重性：从 “单点违规” 到 “系统溃败”

10家农商行的违规并非偶发的 “单点失误”，而是呈现出 “范围广、金额高、层级深” 的系统性风险特征，其严重性远超普通合规瑕疵。

违规范围覆盖全业务链条。从前端的账户开立（账户管理违规）、客户身份审核（反洗钱违规），到中端的资金统计（金融统计违规）、货币流通（反假货币违规），再到后端的信用信息管理（征信违规），10家农商行的违规行为贯穿金融服务全流程。例如，江西进贤农商行涉及8类违规，从人民币流通到与身份不明客户交易，几乎覆盖银行核心业务风险点，堪称 “全链条失守”。

罚款金额与责任层级凸显问题恶劣度。10家农商行合计罚款达1161.01万元，其中吉安农商行以231.83万元、进贤农商行以215.46万元位居前列，远超行业平均处罚水平。高额罚款背后是更严重的违规情节：吉安农商行不仅涉及客户身份识别问题，还存在占压财政资金、违反信用信息管理等多重违规；进贤农商行则额外违反人民币流通管理规定，进一步加剧了风险传导可能。

更值得警惕的是责任层级的普遍性。10家农商行的22名受罚责任人中，包含行长1人、副行长7人、部门总经理/负责人14人，管理层直接担责占比达 50%。这表明违规行为并非基层员工的个人失误，而是管理层合规意识淡薄、制度执行不力导致的 “上行下效”。例如，江西湾里农商行副行长罗某峰因两项违规被罚4.5万元，运营管理部总经理王某媖被罚3.5万元，显示管理团队对反洗钱风险的集体漠视。

深层溯源：地方农商行的 “合规困境”

10家农商行集体触线，本质上是地方农商行在 “规模扩张” 与 “合规经营” 失衡下的必然结果，折射出三大结构性矛盾。

基层金融机构的合规资源与业务压力不匹配。农商行作为服务县域经济的主力，面临 “支农支小” 的政策要求与自身盈利压力的双重挑战。为抢占市场份额，部分机构可能放松合规要求，甚至 “以违规换规模”。例如，江西石城、会昌两家农商行仅因 “未按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” 被罚20万元，看似违规类型单一，实则反映其为快速拓展客户而简化审核流程，将合规让位于业务增长。

内控体系 “形式化” 与风险防控需求脱节。10家农商行的违规集中在基础制度执行层面（如 “三查” 不到位、客户身份审核疏漏），说明其内控多停留在 “纸面规定”，缺乏有效监督机制。例如，金融统计违规普遍存在，反映出数据质量管理 “重报送、轻校验”；账户管理漏洞则显示 “事前审核、事中监测、事后追责” 的全流程管控失效。这种 “制度空转” 现象，与农商行内控团队专业能力不足、技术支撑薄弱直接相关 —— 多数县域农商行缺乏专职合规人员，更难投入资源建设智能风控系统。

监管威慑与整改效果的 “剪刀差”。尽管 “双罚制” 已落地（机构与责任人同步受罚），但1万元至4.5万元的个人罚款对管理层威慑有限，且未出现 “一票否决” 等严厉问责。此外，部分违规类型（如金融统计、账户管理）在多地农商行重复出现，显示 “罚而不改” 的恶性循环。例如，江西多地农商行连续违反反假货币规定，反映出监管后续跟踪检查不足，未能形成 “处罚 — 整改 — 复核” 的闭环。

破局之路：从 “被动合规” 到 “主动防控”

江西10家农商行的集体违规，为地方中小银行合规管理敲响警钟。要打破 “塌方式触线” 的困局，需从三个层面发力：

强化 “合规优先” 的战略定位。农商行需重构绩效考核体系，降低规模指标权重，将合规达标率、风险指标纳入核心考核，从源头扭转 “重业务、轻合规” 的倾向。例如，对反洗钱、征信管理等核心领域设置 “一票否决” 条款，倒逼管理层重视合规建设。

补齐内控与技术短板。一方面，充实合规团队，引入专职反洗钱、数据治理人才，加强员工合规培训（尤其是管理层）；另一方面，借助省级农商行改革契机（如江西正推进的省级农商行组建），集中资源建设统一的智能风控系统，实现客户身份识别、交易监测、数据校验的自动化，减少人为操作漏洞。

构建 “监管 — 整改 — 问责” 全链条机制。监管部门需加大 “回头看” 力度，对重复违规机构提高处罚等级，甚至限制业务扩张；对责任人探索 “行业禁入” 等严厉措施，强化 “违规成本”。同时，推动农商行加入区域金融风险联防联控体系，共享违规客户信息、典型案例，形成 “一处违规、全域预警” 的震慑效应。

地方农商行是县域金融的 “毛细血管”，其合规经营直接关系乡村振兴与基层金融稳定。江西10家农商行的教训表明：合规不是 “成本负担”，而是生存底线。唯有从战略层面重塑合规文化，从执行层面筑牢内控防线，才能避免 “塌方式违规” 重演，真正实现 “支农支小” 与 “稳健发展” 的双赢。